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樊宪雷

　　革命年代，读书会因其形式灵活、组织方便、交流畅快、氛围和洽等特点，不仅广受读书人欢迎，也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相对于其他思想传播方式，读书会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进行充分的、自由的思想交流，这也使得它在帮助党员干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书会机动灵活的传播途径，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的重要选择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有利用读书会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历。1922年，北京大学等学校学生筹建成立了“学生读书会”，读书会分为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经济等五个小组，每个小组都聘请了指导老师，李大钊就是导师之一。11月19日，李大钊在读书会召开的会议上专门发表演讲，指出：“在北京成立的团体很多，却向来没有读书团体的组织。这会实是应着需要而成立的，且这会旨以根据学理研究实际问题，则以前所谓主义与问题之争，也可由此会解决了。”方志敏在九江南伟烈大学读书时，就经常和一些进步同学谈论“社会主义”问题，探究救国救民之道。为此，他发起成立了“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借此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王右木、吴玉章、杨闇公等成立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也是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每逢星期日聚会一次，“主要任务是：一、自行阅读，无时间地点限制；二、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分组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三、利用纪念日、节日举行大型讲演会，结合学习内容作有指导性的报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发了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国家等各种敌对势力的恐惧和憎恨，视之若洪水猛兽，“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不少进步报刊”。国民党政府也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加紧了对文化的控制。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再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这种机动灵活的传播途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选择。各种刊载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借助于读书会，依然在广大群众中间流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艾思奇《大众哲学》的传播。如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回忆说，由于不满胡适推崇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几个同班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人拿出自己认为值得一读的新书来交换着读。刘杲同学推荐的书就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作家陈企霞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读书会等组织形式传播进步思想，以突破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文化钳制状况时说：“我记得当时流行的一些革命书报，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何干之同志的《中国启蒙运动史》，等等，以及当时很著名的一些进步书刊，都曾经在成千成百的读书会中作为讨论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得以发展壮大，其中一个渠道就是通过读书会团结群众、发展党员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党的组织多处于秘密状态，公开直接地发展党员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即便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共产党依然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其中一个渠道，就是通过读书会团结群众、发展党员。

　　恽代英是我们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1917年还在中华大学读书时，他就和好友成立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互助社很快发展成为武汉地区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为推动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23年，他应吴玉章、王右木聘请任教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接触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亲身的革命经历使他认识到了读书会在团结群众中所能发挥的作用。1924年，他在《学生运动》中就如何组织发展青年学生问题指出：“我们亦可以与同学组织日记会、演说会、辩论会、旅行会、读书会等等。这在一方可以因为这种组织，与有些同学发生多一层的关系；一方亦可借此引诱同学与我们的思想相接近。在轮流阅看日记或读书录的时候，在轮着我们报告演说辩论的时候，在我们与他们自由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常酌量情形发表一些我们的意思，使他们于不知不觉间受着影响。”在制订1925年上期的青年工作计划时，他又特意强调，对青年学生开展宣传组织工作，“须预备组织读书会”，“集合每个同学所购买的图书”，“以便于同学互相借阅”。而且读书会要有“定期的集会”，交流探讨读书收获。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大肆破坏共产党的组织、逮捕屠杀共产党员，白色恐怖中，发展党的组织更加困难，更需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1928年，任弼时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中指出：“党的秘密工作只有能使党领导广大群众斗争时才有意义，否则秘密则与群众斗争也隔离起来，那便是极大的错误。”由此他强调要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尽可能去团结工农群众。至于具体的工作方式，任弼时指出：“每个支部必须找出许多公开组织群众的方法，如上海之弟兄团、姊妹团、堆金会、读书会、平民学校等等，在自己的领导与影响之下去结合周围的群众，并且要抓住每一个公开活动的机会，将我们秘密的工作与其联系起来，以吸引广大的群众，扩大党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党以读书会的形式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群众，特别是将一大批渴求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壮大了党的组织。

　　延安时期我们党多以读书会或者参照读书会的方法进行学习和交流

　　读书会在讨论问题、交流思想，进而深化认识、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地体现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的读书学习活动中。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就给党清理错误思想，总结经验教训，筹划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机。但当时，各种错误思想在党和军队内部的影响依然存在，再加上多数革命战士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都还不高，因此，很有学习的必要。

　　1938年10月14日，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革命实际以及党在新的阶段所要承担的历史任务，专门提议：“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如何学习呢？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正在开展的学习运动时说：“有许多学习小组已经组织起来。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在外边许多地方，有读书会的组织，同我们在职干部的教育差不多，这是可供我们参考的。”这可以理解为，毛泽东提倡大家以读书会的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对于这一点，当时参加过学习的于光远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并没有组织像上海、北平等城市青年们的读书会，但是有好几个单位，采用定期开会读书的办法进行干部学习。我认为也可以把这样的会称之为读书会。”从而印证了毛泽东的倡议是被采纳了的。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也明确指出，要通过组织读书会、研究会、救亡室（民革室、救国堂）、座谈会、学术演讲会等方式，不断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延安开展的读书学习运动，目的是培养造就“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在学习中，大家参照读书会的方法，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对各种问题展开交流讨论，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为后来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基础。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在前期学习的基础上，又做了更为深入系统的部署，不仅成立了领导机构，而且指定了学习书目，规定了学习方法和要求，不过这时的学习小组，与读书会的性质已明显不同了。

　　作为读书方法，读书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还创造性地将其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借助它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团结进步群众，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我们党在革命时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宣传、组织等方面有了很好的工作抓手，促进了革命的发展。